然而，实现这一可能性却有赖于另一可能性，亦即，找到与占有——亦即，实现——这一可能性的可能性。

所以，知人可知天，明德可知道，下学可上达，由显可知微。不过最终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，老子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（他说天地不仁），也是最彻底的自然主义者（他说道法自然）。

在殷商时期，上帝（即天）和殷人的祖先神合一，上帝的意志就是殷人的祖先神的意志，因此，天意被认为是绝对维护殷商统治者的，此即天命。它是那样的恍恍惚惚啊，其中却有形象。孔子的中庸思想，在战国秦汉之际成书的《礼记·中庸》一书中，甚至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，认为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有焉，宣扬一旦掌握了中庸之道，就可以尽人之性，尽物之性，赞天地之化育，直至与天地参。子产认为：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（（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））明确反对以鬼神等不可知之的天道来附会和干扰人事。老子说：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

因此，老子无疑是唯物主义者。正是在这种形成中的和合理念影响下，在西周时期宗教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。对北大、清华两个国学研究所（院），后来的学者多有评说。

文章是围绕蔡元培如何创建文科研究所来展开的，其中提到了清华、北大两个国学院/所的差异，包括制度建设，也包括风气转移等。因为，构成学派的因素，不仅仅是大学里的同事，还必须有共同的精神取向，共同的研究方法，共同的学术趣味等。正是这一因缘，使他深有感受：办大学，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。我最大的愿望是，像老一辈学者那样，将学术研究、日常生活以及审美活动融合在一起。

一查记录，我们发现，陈寅恪几乎每次会议都参加，是个很认真的教授。对于清华来说，在复建文科院系的过程中，如何发掘传统，确立自信，是个关键。

1928年，就在清华的旁边，燕京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，所长是陈垣，导师与研究员包括顾颉刚、容庚、许地山、郭绍虞等。而数十年来，社会制度变迁，纲纪伦常凌夷，为这个文化所凝聚之人，不得不与之共命运。鲁迅和顾颉刚，两个人从北京逃到厦门，又从厦门逃到广州，一路逃一路打笔仗。这样一来，未免冷落了本不该冷落的文科研究所。

今人想当然，既然是研究院的主任，领导着四大导师，那他本人就更应该是导师了。如果只要是名角，就去捧，就去挖，而不考虑是否真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，这可就念歪了梅校长的真经了。一定要说，也只能从宏观角度着眼。因此，清华研究院时期，陈的贡献不如王、梁两位大。

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，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，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姿态。（参见《考古学是什么——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》224页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）当年不太被看好、学生很少的李济，以及另外一个导师赵元任，日后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都很大。

这个时候，人文学者容易心理失衡，甚至感到愤恨，说人家：那叫什么学问。因为马的路子比较旧，基本上是传统的金石学。

其中提交研究报告的是5人6种，包括罗庸的《尹文子校释》、容庚的《金文编》、商承祚的《殷墟文字类编》等。因此，谈论清华国学院导师业绩，最好不将《红楼梦评论》《人间词话》《宋元戏曲考》等考虑在内。除了老师的照片、格言等，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。另外，校方主持的《清华周刊》，也发一些专业论文。借助清华学派这个话题，或者清华国学院的故事，让学界同人重新理解老清华的传统，以利于其文科的重建，这个球，最早是由北大教授开出来的，但心有灵犀的清华教授接过去，左盘右带，最终将其顺利地送入了球门。学校确实有问题，老师也必须努力，但这种说法太伤人，不好。

在徐先生眼中，所谓的清华学派，不再局限于中文系，而是包括中文、外语、历史、哲学等文科各院系，甚至包括此前的清华国学院。当时的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写了一篇悼念文章，特别提到王先生对于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指导性意见，还说早年就读清华、曾主编《清华周刊》的王先生，有很强的清华情结。

所以，他们不支持扩展国学研究院，不是个人恩怨，是学术趣味使然。《学衡》转载这批文章，再添上陈寅恪、吴宓、刘盼遂等人的诗文。

北大不同，就在过去的皇宫旁边，离天安门又那么近，当然关心政治，喜欢闹革命。1925年，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，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。第二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。此书的最大特点，是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讲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，使得陈先生走出学术圈，成为大众也能欣赏的文化英雄。第二代是冯友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。

时间和空间会产生美感，再过几十年，你们的子孙，或许也会用同样虔诚的语调，来谈论今天活跃在北大、清华的某些教授。第二年36名，第三年24名，第四年13名。

当年不一样，骑毛驴或乘人力车，要走大半天。陈寅恪的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则提到，凡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，被这个文化所化的人，会感到特别痛苦，痛苦到极点，就只能自杀。

第二个问题，留给你们校长去回答。还不满足，年纪大点的研究生刘盼遂、吴其昌等，办起了《实学》月刊，教授们给稿子，还捐了钱——梁启超捐了50大洋，王国维捐了20。

朱自清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在信古、疑古、释古三派中，清华走的是释古这条路。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。他自己说，学问不够，只配当主任。如此大胆假设，一半来自阅读史料的感受，一半是直接的生活经验。

1985年，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，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，王瑶先生说：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，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。在我看来，清华研究院师生之间交往的密切与频繁，已经很让人羡慕的了。

那样的话，做学问可就真的有趣极了。常有人提醒我，怎样怎样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，怎样怎样就可以博得更大的名声，怎样怎样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或提拔，所有这些，我都不羡慕。

至于第二个问题，我也有稍微不同的看法。借纪念王国维，陈寅恪等清华师生，将一个学术机构，提升到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高度。